一方面，尽管我有生物学背景，但我的爱好之一是读经济学方面的书。无论如何，我相信这种联系来自于我对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兴趣，在社会学中得到启发，最后在经济学中得以拓展。

另一方面，我不得不借助于那些专注于本地化事业的专业人士的观点来阅读书籍和论文。

最近，拉里·萨默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称学术界应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一言论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当阅读Nicholas Wapshott的著作《凯因斯和哈耶克：定义现代经济学的冲突》时，我发现了两个段落，在那里我停下来思考翻译公司的重要性。

第一个让我惊讶的是，一百年前讲英语的经济学家对奥地学派一无所知，因为大多数的书和论文都是德语的，从来没有翻译成英文。相反的情况发生在讲德语的经济学家身上，他们掌握了英语，并热切地阅读所有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献。从好的方面来看，我们可能认为，这一事实为后来导致这场冲突的不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英国经济学更侧重于重商主义贸易驱动的洞察力；奥地利经济学更关注投资和商业周期。

第二个让我惊讶的是，与此同时，凯因斯的和平经济结论是如此的轰动一时，被英语演讲听众中成功地翻译成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弗兰芒语，荷兰语，罗马尼亚语，俄语，甚至日语和汉语。另外，在卖出了大约10万本书之后，它被翻译成了德语；这无疑也影响了哈耶克和他在维也纳的同事。